# 横向式中国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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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咱们说一点东西方文化比较。以前经常有人说中国思维如何如何，西方思维如何如何，最近这样的讨论已经很少了。但我觉得“以外国人的视角看中国”总是有意思的。

我前段时间读到一本书，叫《文化解码：解读美国、中国和日本思维差异》（Culture Hacks: Deciphering Differences in American, Chinese, And Japanese Thinking, 2019），是一个在中国学习和生活多年的商人写的，他叫理查德·康拉德（Richard Conrad）。康拉德在复旦大学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在中国、日本和美国都工作过，阅历很丰富。

康拉德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给跟中国打交道的外国人提供参考，我们读一读也许会有所启发。康拉德的观察你不一定同意，也许听了之后火冒三丈，但我先替他说一句，康拉德对中国的态度很正面，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的缺点，但他们的国家是安全的，他们的文化是很有人情味的，人民是善良的，是勤劳的，家庭是照顾老少的，社会是包容的。」

康拉德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比日本、比美国都宽容。

康拉德认为中国人思维的特点，是「横向思维（lateral thinking）」。我认为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这种思维 —— 如果你没有，你最好学一学这个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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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思维是相对于西方的「线性思维（linear thinking）」而言。

线性思维简单明了，是每个上过学的人都会的思维，说白了就是演绎推理：面对一个事物，你先看它属于哪个分类，再想想那一类事物应该如何操作，你就对这个事物如何操作。

比如说有人犯罪了，那你就先分清这是个什么类型的罪，然后按照法律，这样的罪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美国人办事，就是这种思维。

横向思维，则不能单看这件事本身如何 —— 你必须考虑它所处的具体情境是怎样的，你得根据这个事儿和其他事物的关系决定这件事怎么办。

比如同样是个恶性事件，如果媒体报道了，全国舆论沸腾乃至于民愤极大，那么横向思维就要从严从重惩处。而如果这个事儿没有引发舆论，那就是一个正常恶性事件，走正常手续就行。

西方思想家经常讨论一个哲学难题叫「电车难题」，说有一列失控的电车正在轨道上高速行驶，前方的轨道上躺着五个人，而你手里掌握着一个分道岔拉杆。如果你不动手，那五个人就会被撞死；而如果你拉动拉杆让电车转向另一条轨道，那条轨道的一个人就会被撞死……请问你是救五个人，还是保一个人？

哲学家对此提出了各种理论 —— 但是在横向思维看来，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因为你这里没有具体情境啊！

这件事发生在哪？当时有多少人围观？那五个人是什么人，那一个人又是什么人？是谁把他们绑到轨道上的？

中国人会问我这么决定的具体影响是什么。我们不是为了解决一道道德判断题，而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得给我具体情境，我才知道从维护社会治安的大局出发，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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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思维者立即就会抗议：如果一个罪行的惩处跟舆论有关，这岂不是不公平吗？没错，所以中国人也在讨论。但中国人有横向思维可能也是不得已，因为中国是个非常复杂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个省，大家说不同的方言，还有多个民族。这么多人在一起，人口密度还特别高，就容易出各种矛盾。如果你非得较真讲原则，很多事儿就办不成。横向思维特别善于在矛盾中把事儿办成。

我给康拉德总结一下，横向思维的心法有三步 ——

第一，你必须非常清楚你的最高目的是什么，这是不能含糊的。

第二，你会对具体要你做什么很敏感，取决于你的能力和接受程度。

第三，但是，从最高目的到具体的事儿之间的路线，那些“原则上的指引”、“规则”、“名义”什么的，都可以通融，没有那么重要。

举几个例子。一位单身女性总是被父母催婚，每年过年回家都搞得很不愉快。对西方人来说你应该跟父母直面问题，解决矛盾。但对中国人来说，我的目标是在暂时不能结婚的情况下安抚父母，维持关系 —— 那我租个“男友”过年不就行了吗？

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讲过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突发奇想，要求禁止政府各部会在上海租界设立办事处。可是当时已经有很多这样的办事处，执行这个命令劳民伤财非常不方便 —— 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给办事处换个招牌，改叫“贸易管理局”，结果皆大欢喜。

你说这里有矛盾！但横向思维最能宽容矛盾。

康拉德告诫去中国谈判的外国人说，中国人非常在意对一场谈判的“非常高层次的定性”，比如说是不是达成了合作；也很介意条款中“具体的、可观察的细节”，毕竟签字就得照做 —— 但是对于中间层次的那些原则和说法，全都可以灵活处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高层次目标一定是搞活经济，具体操作一定是市场经济，至于说搞市场经济算不算资本主义，那不重要，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然，横向思维的副产品是不太在意法律法规，能把事儿办了就行。康拉德观察到中国公司往往会有三套会计账本：一套给公众投资者看，一套给政府和税务部门看，第三套才是自己看的真账。甚至有的公司还有第四套账本，用于给评级机构看。

至少在康拉德在中国的那些年，中国企业家都表示这没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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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最高目标，就是面子。尤其在外国人面前更是如此。

所谓面子，就是体现出自己相对于他人的优势地位。外国人只要能给中国人面子，就什么都好谈。康拉德早早领悟了这个窍门，所以在中国过得如鱼得水。

有一次他跟另一个美国人在上海坐出租车。那哥们发现司机开得特别快，觉得很危险，就让司机开慢点。结果司机一听这话情绪就上来了：你们外国人看不起我车技咋地？反而开得更快了。康拉德一看赶紧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太快了我们就错过了观赏这座宏伟城市的机会。”司机马上就慢下来。

你看，同一个事儿，如果你放在“速度与安全”的情境里讲，你以为自己是就事论事，司机却是用横向思维判断你不给面子。你给换成“我们外国人特别羡慕中国”的情境，那就一切都好说。

康拉德在中国参加饭局，主办单位往往会请他喝酒。他不想喝，但是他深知如果坚持不喝就是不给人面子，局面就会不愉快。结果康拉德发明了一个特别适合外国人的、百试百灵的话术：“我这人是真不能喝酒……俗话说的好，不吸烟不喝酒，死了不如一条狗！”

这个自我贬低之意立即就能赢得众人同情。于是中国人哈哈一笑，你不能喝就别喝了。

康拉德的另一个窍门是提刘翔。每当他向中国公司提出一个什么要求，如果对方说做不到、办不了，康拉德就会说：“可是我知道有一个中国人跑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快！”中国人一听刘翔一般就受不了了，说：“我一定能把这事儿给你办成！”

中国人请客一般会点很多菜。康拉德的经验是如果你直接说不要再点菜了，已经够了 —— 对方可能会认为你是在说他不会点菜，没点到你喜欢的，于是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点。所以康拉德会说：“这些菜太好吃了，你再点我就太胖了，我老婆会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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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思维的另一个最高目标是家庭。中国历史的经验是朝廷可以变，家庭不会变。

康拉德认为日本人的家庭观念只限于直系亲属，连出嫁的女儿都不算自家人 —— 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但中国的家庭是个由内而外、由近而远的差序格局，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书中所说。康拉德则说横向思维决定了「你弟弟的妻子的表姐的同学的弟弟都可以纳入你的家庭圈」。

这就使得中国人严重倾向于跟家庭圈内的人合作，对陌生人往往不太关心。所以中国人对家人照顾得很好，对公共事务则很少参与。

在国际政治上，家庭圈意味着「天下」体系，认为其他国家应该按照距离中国远近排序，中国理所应当对周边国家发挥影响力，使之成为缓冲地带……这些都是西方政客需要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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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思维显然导致了很多问题。重视家庭圈容易让官员腐败，爱面子让我们吃了不少实质上的亏。

康拉德认为横向思维意味着中国人缺少探索事物一般规律的欲望。我们如果只爱分析具体的问题，不总结一般抽象规律，那就不会做出科学发现。而如果我们总是含糊对待规则，就难以形成法治和契约精神。

可是抽象规律、法治和契约精神能让整个社会进步。

你可以把每个局部事物都处理的恰当得体，但你不能给人提供长期的确定性和低熵环境。有些问题不直接面对就只能不断地往后推。

康拉德在中国生活的原则是在任何场合下绝对不批评中国。如果有两拨中国人在他面前发生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他永远是加入赞美中国的一方。如果你非让他说说中国的缺点，他就只说一些中国人自己也承认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问题……当然现在可能连环境污染也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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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看中国人被美国人这样哄着玩。不过我承认横向思维的确有好处。

暂时搁置矛盾，的确让我们更宽容，常常表现出善意的宽恕。横向思维还让我们经常能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康拉德说他在中国几个星期交的朋友比在日本生活八年交的朋友都多。

中国文化的确有很高的包容性，中国的宗教一般不会因为对教义的解释跟人开战。我们一般不认为我信仰了这个就得排斥那个……只要不涉及面子，那些名义上的东西都不重要。

所以如果你只会线性思维，你最好学一点横向思维 —— 其实这并不容易，我认为掌握横向思维的中国人比例并不算太高。

而如果你很善于横向思维，我也建议你重视线性思维。现在新一代的中国人不屑于社会历练，说我就不给人面子，我就愿意讲个抽象道理，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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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重点

1.横向思维，是相对于「线性思维」而言，是不能单看这件事本身如何 ，而是考虑它所处的具体情境是怎样的，你得根据这个事儿和其他事物的关系决定这件事怎么办。
2.横向思维的好处是，暂时搁置矛盾能让我们更宽容，常常表现出善意的宽恕，而且还经常能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
3.但横向思维意味着缺少探索事物一般规律的欲望。如果只爱分析具体的问题，不总结一般抽象规律，那就不会做出科学发现。如果总是含糊对待规则，就难以形成法治和契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