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侥幸》4：是什么，还是谁，决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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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接着讲布莱恩·克拉斯（Brian Klaas）的《侥幸》。我们读这本书最关心的问题大概是，人对世界能做什么。

启蒙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求世界的理，希望做“对的”事。这背后有个心理驱动，就是我们想要控制一切。有控制感，你就很愉快；如果世界对你是失控的，你很不安。古人还有个宗教信仰寄托，现代人则不但自己寻求控制感，而且很多人要求政府把方方面面都管起来。

但我们讲了演化的证据，讲了复杂性理论，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就是随着机缘漂泊的，复杂的事物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人真能控制。

那既然我们无法控制世界，难道就应该一切都听从命运或者偶然因素的摆布吗？我们的主动性能用在哪里？

别急。克拉斯对此有个很好的答案：「我们不控制任何东西，但我们影响一切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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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这一讲咱们从历史学中寻求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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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肯定是人的事情，但人跟历史的走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从古至今有这么几种说法，我们一个一个考察。

中国在商朝那个远古的时候，人们相信是神在决定历史。所以殷商的人用祭祀的方法贿赂神，希望神做出有利于自家的决定。

等到武王伐纣之后，周文王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天命」，说神不会直接干预人间的事物，你们贿赂神没有用！神的意志是通过人间的代理人 —— 也就是「天子」—— 执行的。真正操作历史的是天子。后来中世纪欧洲讲「君权神授」，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看，天子也好，君权神授也好，都是做题家思维。上天已经有个意志，你要做的是好好解读并且执行那个意志：做对了提出表扬，做错了人家就让你灭亡。不有那么句话吗？「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当然文明世界的人不应该总把“天”和“神”挂在嘴边，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个更先进的判断方法，那就是用民意代表天意，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我们默默假设历史的前进有正确的方向。就算现在的方向暂时错误，将来也一定会扭转回来，还我们一个公道 —— 正如刘少奇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可民意到底在哪呢？如何解读呢？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袁世凯有句话说得好：「我只见过一个又一个的人，从来没见过什么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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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些历史学家摆脱了“天”“神”和“民”的束缚，干脆就说是伟人创造历史，也就是所谓「英雄史观」。

但英雄史观也是做题家思维。正确方向只有一个，你只是找到了它而已 —— 至于你本人是谁，那根本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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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过历史现场的学者都明白，天命这一套，对老百姓是忽悠，对英雄本人则是盲目自信。所以到了十九世纪，人们受启蒙运动教育那么多年，很多人就不信这些了。

有些学者从做题家思维转换为科学家思维：何必等伟人？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研究一下历史的客观规律是怎样的呢？黑格尔和马克思就认为历史有必然的规律，未来一定是如何如何，谁都无法阻挡。

包括托尔斯泰也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这个意思。他在《战争与和平》这本书里讲拿破仑入侵俄国，说根据当时的政治背景，法国不管是谁当领导人，都会选择入侵俄国。

这也就是说历史连做题家都不需要，历史的前进自带动力。你不做，换个人也是这么做。

这其实就是「趋同进化」说。而你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比如说 ——

- 人都说贝尔发明了电话，可是贝尔申请电话专利的同一天，另一个人也申请了电话专利；

- 牛顿和莱布尼兹同时发明了微积分；

- 至少有三个人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发现了氧气；

- 弩这个武器，被在中国、希腊、非洲、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独立发明……

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如果爱因斯坦没有提出相对论，也会有别人提出来。所以爱因斯坦又有啥特殊的？我们似乎研究历史的大趋势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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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趋势又是从哪来的呢？历史学家似乎只会在事后总结，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可是没有多少成功记录。

这就引出了20世纪初，几个法国历史学家搞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他们试图用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方法，从文化、地理等等方面对人类社会的演变进行全面的研究。唯有如此你才有可能看清趋势。

为什么这个政策就好使，那个政策就行不通？比如罗振宇老师的《文明之旅》最近讲到为什么大宋可以发行纸币？为什么茶叶对帝国经济如此重要？像这些问题你只看二十四史那种传记类的史料、只知道庙堂上的政治斗争是研究不明白的。你得全面考察社会的方方面面才行。

中国南方和北方农业模式的差异对人的集体主义心理有什么影响？气候变化对中国王朝更替有什么影响？新的史学更关心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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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有道理，但是在克拉斯看来，不管你是历史大趋势还是年鉴学派，你都忽略了*个人*的作用。这些学说里每个角色都是可替换的：“什么（what）”比“谁（who）”重要，“信息”比“信使”重要 —— 可是在真实历史中，特别是在那些临界点上，恰恰是具体的当事人决定了历史转向这个吸引子盆而不是那个吸引子盆。

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打起来难道不应该感谢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吗？改革开放能搞起来难道不应该感谢邓小平吗？

事后看，人们容易以为那些选择都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身处现场，那真是各种纠结。

美国南北战争，现在的教科书都说什么北方代表先进的工业化趋势，南方代表落后的奴隶制，所以北方必胜……可是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却认为北方取胜有很大的侥幸成分。1862年，英国已经在考虑承认南方独立，美国有可能永久地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

趋势是存在的，但事情是人办的。临界点上没人用抛硬币的方法做决定。

历史总是看得越细越有意思。最近历史作家谭木声带着他的两本新书，《太后西奔》和《巫蛊乱长安》，做客贾行家老师的播客节目《大望局》，从细节视角讲了一点历史观，我理解差不多是这样的：现场每个玩家的特定性格和意志都会影响历史，比如汉武帝的种种作为就是因为他是个被权力惯坏了的老人 —— 但是没有人能算无遗策，所以事情的走向是混乱和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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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再讲个故事。

1828年，英国皇家海军有一艘船叫“贝格尔号”（HMS Beagle），在南美洲停泊。船长得了抑郁症，非常痛苦，那几天正好天气很差，他实在想不开，就在船舱里开枪自杀了。海军不得不派了另一位军官担任贝格尔号的船长，叫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

菲茨罗伊认为前任船长之所以自杀就是因为旅途太寂寞了。可他身为贵族，又不能跟普通船员混在一起，于是就想找个同伴陪他去航行。菲茨罗伊先找到一个牧师，可人家还有宗教职责不能去；又找到一个教授，教授说得在家陪老婆，也不能去，但是我有个以前的学生，他可以陪你去。

这个学生，也许你猜到了，就是达尔文。那个贝格尔号在中国更常见的翻译是“小猎犬号”。

达尔文见了船长菲茨罗伊，可是菲茨罗伊差点没要他。原来这位船长很精通面相学，喜欢给人看相。他认为达尔文的鼻子长得不太好，说明精力和毅力都不行，担心不能完成航行……不过最终还是把达尔文带上了。

![[我没看出来达尔文的鼻子差在哪里]](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4090215/1852487110293526856/090215.png)

剩下的就是历史了。如果之前这些偶然事件稍微变一变，达尔文就不会有两次环球航行的机会，也就不会提出进化论。世人还不知道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

那你说不对啊，当时有个华莱士，也是个英国博物学家，就独立地也发现了进化论的思想啊。正因为华莱士把手稿寄给达尔文，达尔文才赶紧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人家华莱士也可以发表进化论！

但是你得看历史细节。克拉斯认为，我们应该庆幸进化论是达尔文而不是华莱士发布的。

达尔文是受人尊敬的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圈内人，而华莱士呢，用今天的话说，是个“民间科学家”。华莱士热衷于搞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什么颅相学、降神会、催眠术之类，他还信誓旦旦地说一位灵媒会魔法。他当时也是个名人，不过不是好名，是正规科学出版物里被嘲笑的对象。

所以华莱士发布进化论，大约相当于马保国老师发布新的医学理论。你会严肃对待吗？

进化论一出世就饱受争议，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反对，更何况是在19世纪那个时候。

现实是，科学有自身的动力不假，但科学家是谁也很重要。

托马斯·佩恩（Thomas Paine）有个著名的说法叫「范式转移」。科学家做事并不是单纯用实验说话，他们都是人，都有自己的倾向性。那个倾向性就是思想的范式，是整体性的说法。是否接受这个范式，是一种个人选择。你这个新理论要是不符合他相信的范式，他就会质疑你的实验结果。

更何况如果你这个人的身份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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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事情是现场具体的人做的。克拉斯那句话对，我们什么都无法控制，但我们影响一切。其实你已经在影响了。

可能你在公司里做着标准化的操作，认为自己是可替换的 —— 但是你跟所有人其实都不一样。你的基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出生是击败上亿个精子的结果，你的经历无法复制。这个世界已经因你而不一样，而且你完全可以更主动一点，用你的思想和个性去发挥影响。

Contingent 这个词的意思不是说交给随机性，而是“由一些细微的事情决定”，谁赶上了那个机缘就是谁的。既然这次是你操作，那就应该留下你的风格和印记。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句英文流行语，叫「Let him cook」，意思是大家让一让，让这哥们施展他的本领。这是你的队友给你的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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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梗的变体是 Let me cook，看我的，我行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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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事情的临界点上，你敢不敢说一句 Let me cook。

控制是妄念，但影响是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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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重点

「我们不控制任何东西，但我们影响一切事物」。控制是妄念，但影响是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