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为什么拍卖需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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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 72 岁的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 Milgrom）和 83 岁的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B. Wilson），这两人都是美国经济学家，而且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而且是多年的合作者。他们的获奖工作是完善了拍卖理论，发明了拍卖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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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简单说说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的这个获奖工作。这是一次难得美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们这个工作非常漂亮，是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他们证明了经济学是真好使、经济学家不是吃干饭的、是一个真有用的物种。

这里面有个斗智斗勇的故事。通过回味这个故事，你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制度、市场，以及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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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人人都见过拍卖，无非是各人举牌加价，最后价高者得，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呢？其实里面的学问太大了。

拍卖可以有各种形式。我们在电视剧里常见的那种轮流喊价、价格逐步往上涨、每个人的出价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拍卖，叫“英格兰式拍卖”。这个方法常常不是最好的，因为它太容易出意外。拍卖结果跟具体过程高度相关，拍卖者之间既容易互相较劲，也容易达成默契搞操纵，最后的成交价要不就太高要不就太低。

一个更合理的办法是搞“暗标”，也就是所有竞拍者把自己的出价写好装到信封里，到时候一起打开 —— 然后，请注意，这是关键一步 —— 出价最高者赢得拍卖，但是他只需要支付出价第二高的那个人的出价。这个方法能保证所有竞拍者真心实意地给自己能出的最高价，而不用担心被占便宜。这个方法叫“维克里拍卖”，以经济学家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ery）命名，他得了 1996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还有一种方法叫“荷兰式拍卖”，是卖家先报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最高价，然后逐步降价 —— 第一个能接受当前报价的竞拍者赢得拍卖。

各种拍卖法到底哪个好，又或者那些方法其实是等价的，其中有什么门道，是经济学家研究多年的热门课题。而经济学家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拍出最合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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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搞拍卖，就是因为人们对这个东西的价值没有明确认识 —— 拍卖的本质是对价值达成明确认识的过程。**

有些东西的价值对所有竞拍者都是一样的，只是人们不知道它是多少，这叫“共同价值（Common Value）”。比如这有一块油田，它石油储量到底是多少我们还没有彻底探明，它的开采难度我们也只能估算，但是不管谁干，他的付出和回报都是一样的。那么拍卖其实就是大家一起估算这块油田到底应该值多少钱的过程。威尔逊的一部分工作证明了在这种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竞拍者会因为害怕吃亏，而低估油田的价值。

论证过程很复杂，但是这个见识很有用。如果你要拍卖什么东西，最好把它的信息尽可能充分地呈现给别人。他们不太可能上你的当，他们只会因为害怕上当而宁可压低价格。

还有一种情况叫“私人价值（Private Value）”，也就是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对每个人是不同的。比如你要卖一项汽车发动机技术，这个技术对正好在这个方向上搞研发的汽车公司可能很值钱，对不搞这个东西的公司可能就不值钱。你希望确保认为它最值钱的公司得到它 —— 而不是比如说一家艺术品公司从你这儿买了这个技术将来再去卖给汽车公司、让别人赚了差价。但是你又不希望各个竞拍者达成默契，说老张最需要这个技术那咱们就把它留给老张拍，咱们别跟着抬价，完了老张也别抬我的价。那应该怎么设计拍卖制度呢？

米尔格罗姆的招牌工作就是拍卖的制度设计，他研究过比如说从低往高叫价和从高往低叫价的区别。

而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有一项最著名的合作，就是他们设计了美国政府对电信牌照的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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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通话要有一个固定的无线电频谱频段，一个地区的一个频段只能由一家公司来运营手机业务。这个频段是独一无二的东西，哪个公司想占有，它得持有政府发放的牌照。那这个牌照应该给哪家公司呢？

以前美国政府的做法是请专家评估。可能看看各家公司的实力和特长决定把牌照给谁。这有点计划经济的意味，其实专家哪能搞清楚谁最适合干什么，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而且容易腐败。后来可能因为抱怨的太多，政府为了确保公平，竟然干脆来了个抽签决定！在经济学家看来，你这何止是政府不作为，简直就是捧着金碗要饭啊。

频段是什么？频段是一种稀缺资源。你掌握稀缺资源，应该拿来卖钱才对啊？价高者得，既能保证最有能力运营这块电信业务的公司得到它，又能为纳税人挣到一笔钱，你政府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 1994 年，美国政府决定搞电信牌照拍卖。这一次政府没有拍脑袋行事，专门请了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来设计拍卖制度，我理解其中主要是米尔格罗姆的手笔。

这个拍卖相当复杂。全美国这么多地区，不太可能由一家公司来运行所有的电信业务，必须分区。每个地方有各自的牌照，那么各家公司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你会希望把邻近的几个地区全拿下，别东一块西一块。

但这次拍卖最大的挑战，则是政府也好、竞拍者也好，大家都不知道电信牌照应该值多少钱。政府拍卖电信牌照是美国首创，而且电信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全新的，未来到底能有多少用户谁心里也没底。各家公司对能赚多少钱都在摸索和猜测之中。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让这些公司达成共识，而且既然经济学家是受命于政府，那个共识就是越大越好。

米尔格罗姆设计的这套拍卖规则，叫做“同时多轮增价拍卖（Simultaneous Multi-Round A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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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由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主持。整个拍卖会进行很多轮，每轮至少一天，那么整个下来可能会历时几周甚至更长时间。

参与拍卖的所有地区的牌照都被放在一个池子里。每一轮开始的时候，各家电信公司对所有牌照进行不公开的报价。等到所有公司都完成报价之后，FCC 会把这一轮所有公司对所有牌照的报价全面公开，宣告这一轮结束。然后再开始下一轮，竞拍者在每个牌照当前最高价的基础上再加价。等到一个牌照的价格不再上升了，它就算有主了。

这个设计的高妙之处在于，你每一轮都能看到别家公司的最新出价。这是一个参战公司互相鼓劲的过程。

可能一开始你认为这块牌照值 5 万美元。一轮下来，你发现有两家公司给了 6 万和 8 万的报价。而你明确知道，你的实力比报 8 万那家公司强得多 —— 那既然 8 万他都能干，我是不是太保守了？所以下一轮你就会报 10 万。

这个方法能让任何公司对未来电信业务的任何乐观情绪都传染给所有公司。FCC 等于是在逼着竞拍者分享他们对前景有多看好。拍卖过程体现了各家公司对电信业务的认知升级。

结果是拍卖大获成功。FCC 曾经判断，所有牌照加在一起大概值 100 亿美元，那些公司听到都笑了，说不可能这么值钱。哪知道从 1994 年到 2012 年，FCC 拍卖牌照的总收益竟然达到了 780 亿美元。

经济学中的很多事情都是市场自发产生了，经济学家再弄个理论做事后解释，很少有说用最新经济理论指导经济还取得成功的事情 —— 正如鸟不需要鸟类学家教它们怎么飞行。但是这一次，却是经济学家们先研究明白了，顶层设计了一个制度，然后真的起到了好作用。

政府得到巨额收入，公司也没吃亏，他们后来挣到了钱。电信业务消费者也没有因为巨额的牌照费用而多花钱。我们只能说电信业务实在太好做了，拍卖之前人们真是低估了。更有意思的是米尔格罗姆自己也从中赚到钱了，他后来开了家公司专门帮人设计拍卖，还提供软件。

所以这是一次绝对的多赢博弈。再加上诺贝尔奖，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简直是经济学家里的千古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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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故事中间还有一次反转。

FCC 前几次拍卖都成功，但是到 1997 年 4 月这一次拍卖，公司学聪明了。拍卖对竞拍者来说是个囚徒困境：就算大家都不抬价这些牌照也得出售，抬价等于是互相倾轧。而要破解囚徒困境就得搞搞协调和合谋，可是美国法律禁止公司之间搞横向协调，公司怎么办呢？

这个办法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非常高级。每一轮报价，比如我想报 35 万美元的时候，我会报350950美元 —— 最后三位数，“950”，这个零头，代表我们公司最想要的那个地区的邮政编码的前三位。那么其他公司看到我每个报价都带着 950，就知道我对那个地区是志在必得，他们能避让就会避让我。然后其他公司也这么报，这样大家就都知道谁最想要的是哪一块，互相之间就会有个自动的协调。有了默契，这块归你、那块归我，大家都少花钱。

结果是这次政府得到的钱还不到预期的1%！而且你抓不到任何把柄，我们公司之间可没有私下交流啊，尾数代表邮政编码纯粹是个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事儿，你总不能说我们这么报价就违法吧？政府只能吃这个亏，但是下一次赶紧就改进了规则，规定报价必须四舍五入到千位数……

就这样政府和公司博弈的结果，电信牌照拍卖取得了巨大成功，引起各国纷纷效仿。但是这里边真正的教训是每一次具体的拍卖，都需要请经济学家针对你这个具体情况做专门的设计。英国 2000 年拍卖 3G 牌照，五个牌照拍出了 225 亿英镑的天价，也是经济学家专门针对英国的情况设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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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诺奖的故事也许能给我们三个启发。

第一，让市场天然地互动、靠纯自发的自组织、一切交给偶然性，不见得是最好的。像电信频段这种从天而降的稀缺物品，也许就需要有个集中的力量，通过顶层设计，来保证最配的上它的公司能得到它。

第二，就算是顶层设计，你需要的也是一个制度而不是由政府直接指定。事实证明像政府直接决定把牌照给哪家公司这样的做法，既损失了公平更损失了效率。政府要扮演的不是市场的取代者，而是协调者和设计者。

第三，诺贝尔奖只不过是无数研究者一系列漂亮工作中的一个代表，并不见得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的工作就超越其他经济学家一大截。他们设计的制度也不是绝对完美的，而且我看他们的运气也真是足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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