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逸答：国学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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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熊逸

万维钢老师在“精英日课”发布“周末小议”，题目是“问熊逸：国学的三个问题”。

第一问：所谓‘国学’，到底是对全体人类都有价值的通用的学问，还是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风俗学问？

第二问：中国文化中有哪些仅仅是历史遗迹，有哪些对现代社会仍然有用？

第三问：我们对中国文化是不是非得“仰望”，我们能不能站在现代的高度，“俯视”国学。如果一直仰望，怎么能发展呢？

三个响当当的问题，配合着万老师精心设计的提问场景，引发了一场群情雀跃。大家的目光都看向熊逸书院，不知道熊逸为什么还不出面回应，难道熊老师比熊孩子更讨厌？

且慢，熊只是身形笨拙而已，终于还是慢吞吞地来了。

## 1.熊来了

话说熊逸懵懵懂懂地听完了问题，眯起眼睛，侧起耳朵，迟疑着说：“万同学，你最后那段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就是‘非得’什么、‘格局’什么，我！听！不！清！”

只见万维钢好整以暇，朗声说道：“非得有个格局远大之人，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究经典之际，通中西之变，成一家之言。我读过熊逸老师很多本书，我看这个人，非熊逸老师莫属……”

全班同学振臂高呼：“熊逸老师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停！奉承话我不要听！”熊逸大手一挥，脸上浮现出慈祥的笑意：“不过，很久没听到如此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观点了。”

等喧哗与躁动慢慢冷却下去，熊逸这才慢条斯理地说：“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是创建于中世纪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今天还在。如果大家在‘得到’专栏听过‘卓老板聊科技’这个节目，那么一定知道那就是卓老板的母校。这所大学原本是由学生主导的，他们会和教师签订协议，要求教师必须在下课铃响起后的一分钟内把当堂的课业讲完，否则就要扣钱。如此美好的传统，我们应当继承。”

说罢，熊逸按了一下遥控器，打响了下课铃。他在铃声中慢条斯理地说道：“感谢万同学的总结陈词！非常精辟！”

万维钢惊愕地声辩着：“我那不是总结陈词，是问题啊，问题！”但是，他的声音被湮没在新一轮的喧哗与躁动里，如同飓风中的一根蛛丝徒劳地想要羁绊住负心而去的恋人。那时正值夕阳西下，熊逸老师虽然渐行渐远，但他那投向身后的伟岸背影恰似林冲在山神庙里见到的低锁彤云，从万维钢的全世界隆隆碾过……

多年之后江湖传说，那一刻有一位花满楼一样的“有不同方式的能力的人”（differently abled）听到了某种极细微的玻璃碎裂的声音。

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是“有不同方式的能力的人”？那么，请看万维钢“精英日课”第015号《委婉语如同内衣》。^_^

以上只是玩笑。“万同学”以同学身份出现，是一种微服私访，是大人物的一种小情调。我们其实应该尊称他“万老师”才对。

我虽然比万老师年长，但在“得到”的辈分最低，以至于无论是排“四大天王”、“八大金刚”，甚至“十三太保”，都排不到我。我出道的时候，万老师已经名满天下、只手遮天、门人弟子遍布朝野，眼看着就要“加九锡”了。这让我在“得到”已经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只能争取做个颜值担当吧。所以万老师能来提问，摆出如此认真而宏大的问题，实在是对新人的热心提携，全然一派前辈高人的风范。最近几天，吴军老师、李笑来老师、薛兆丰老师、刘润老师，各位前辈名宿都对我这个新专栏做了宽厚的推荐，在此一并感谢！

一鞠躬！

二鞠躬！

就不“三鞠躬”了，免得给人不好的联想。^_^

## 2.无法共鸣的沮丧感

现在，我来认真回答万老师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真的都够刺激啊。

万老师说：

嗯，坦率地说，大家真的都有这种沮丧吗？

万老师这分明就是低调的自夸。对这种学霸独有的体会，我其实完全无法产生共鸣。好吧，我这种沮丧才是真正的沮丧啊。

万老师的这种沮丧从何而来呢？很简单，来自攀比心和自我优越感，这是基因自带的生存优势。基因的变化赶不上文明的脚步。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洪荒时代，我们的祖先只需要在几十人的小社群里协作求生，他们只需要和身边的极少数人攀比。但是，文明发展了，有了大都会，有了印刷术，有了互联网，像万老师这样心高气傲的人，不但要和全世界的一流高手攀比，还要和古往今来的顶尖智者攀比，这种心情，就像我今天要在“得到”上和万老师攀比一样。我眼巴巴看着他那么好的见地，那么多的粉丝，我虽然要在脸上挤出来一团和气，但心里早巴不得找几个流氓弄死他。^_^

说句题外话，我们对“正义”的观念，其实就萌生于这种并不太光彩的心态。所以，“正义”从来都是模糊的、非理性的、不确定的，而任何抽象的、规则化的正义理论——比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由主义的行为通则，康德的绝对律令，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都不可能自圆其说。我在《正义从哪里来》（原名《谋杀正义》）这本书里做过很细腻的分析，值得一看。

## 3.内群体偏袒效应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万老师的“第二个沮丧时刻”：     

这样一种沮丧，在攀比心和自我优越感之外，还有群体认同感的缘故。人是群居动物，即便像我这样深居简出、特立独行的人，也不可能彻底摆脱群体认同的需要。庄子那种“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境界，听上去高远玄妙，令人膜拜，其实太反人性，猫做得到，人做不到。

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而是天然就被嵌套在许许多多的群体当中。作为中国人，我们需要对中国有自豪感。作为河南人，我们喜欢把“快刀青衣”这样的河南籍高人挂在嘴边。作为北京西城区人，我们会拿轻蔑的口吻谈论南城，让《城南旧事》成为笑料。这是每个人在基因里自带的情感模式，是我们的天性。由这种天性既可以衍生出爱国主义、乡土情结，也可以衍生出夜郎自大、地域歧视。前者和后者，并不像字面上那样泾渭分明、正邪不两立。

我们可以走上大街，随便拉一群人，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每个人很快就会对本组的同伴产生群体认同，对另外一组人产生陌生感和抗拒感。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内群体偏袒效应”。假如你就是某一组里的一名成员，而且像万老师一样三岁让梨、五岁砸缸，你的聪明才智终于使你克服了情感的干扰，发现在对面的那一组里，吴军和李笑来正在畅谈天下大势，薛兆丰和李翔在聊经济学原理，刘润站在“5分钟商学院”的门口，笑嘻嘻地问你：“你的部门，有必要存在吗？”还有人挂出了“槽边往事和菜头”的专栏招牌，而罗胖正站在招牌底下，渊渟岳峙地指点着：“‘往事’和‘和’和‘和’和‘菜头’的字间距太小了，要调整一下。”

“好高深的语言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吐火罗文？”你正在喃喃自语，老浦逛了出来，扔给你一本古色古香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笑嘻嘻地说道：“那是西夏语，拿这本书来查。”

你哪还有心思查书呢，只是左看右看，看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再看看自己这组人，都在墙根底下黑压压挤成一团，除了斗地主的就是给斗地主支招的，只有熊逸飘然出尘，和傻丫儿玩跳皮筋呢。

你一直以为斗地主是天下最高深的学问，它不但要用到概率论和博弈论，还需要葵花宝典的武功——因为一旦起了争执，总是会打起来的。现在你的眼界开阔了，于是也就苦恼了，迷惑了，沮丧了。当然，熊逸这时候会来安慰你说：“我早就看出你非同凡响，早晚会甩开那些人的。”

你黯然点头，然后熊逸说：“来吧，跳皮筋才是人间正道！”

那根皮筋早已经磨毛了，看来人间正道果然是沧桑啊。

## 4.大局观和新视野

认真说来，眼界越窄，排外心理就越强。即便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比如在吃豆腐脑浇卤的地方，会觉得吃豆腐脑放白糖是粗鄙无文的蛮夷行径，当然，反之亦然。人的口味主要是由母亲在怀孕时期的饮食特色造就的，其次是受周边环境的影响，倒也没有客观上的高下优劣之分。但是，智能马桶和秫秸秆儿，手机和大嗓门儿，孰优孰劣，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有一致的标准。

所以，站在今天来看，西方的物质文明超过中国，这是没人可以反驳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每家每户用到的冰箱、彩电、洗衣机，大大小小的家用电器，上下楼要坐的电梯，上下班要坐的汽车，哪一样都不是中国本土的发明，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因此而沮丧的人显然不多。即便是文盲老太也有一种大局观——当然不是何帆式的大局观（^_^）——即便不能清晰地表达出来，隐隐然也知道这些科技都属于“人类文明”，不分国界。

用“大局观”看问题，想象一下正有外星人入侵地球，那么我们和所有的外国人，或者说是“洋鬼子”，转眼间就变成了同一个群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站在更高处反观原来的问题，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这是庄子的办法。但究竟站在多高才合适，这往往不是个人能够控制的。如果当你站在宇宙的高度，觉得地球这一粒小小尘沙存在与否都无所谓，那么你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了。

换个角度，让我们想想西方的物质文明从何而来，这才是真正伤感情的问题。这就像我们探究圆滚滚的果实从何而来，注定会顺藤摸瓜地找到枝条、主干、树根和土壤。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政治结构的特殊性、文化根底的特殊性，所有这一切，都是土壤和根茎之类的东西。洋务运动注定没有后劲，道理就在这里。

这就一定让人沮丧吗？士大夫阶层一定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操守才能保持尊严吗？其实倒也未必，因为更大的“大局观”可以轻易冲垮这样的沮丧情绪，比如，马克思主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我们喊出这样的口号，请注意，群体被重新划分了——旧有的国家、民族的属性被排列在阶级属性之后，所以我们不觉得马克思是“洋鬼子”，反而把“孔老二”当成阶级敌人，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看嘛，沮丧与否，取决于你的群体认同，而群体认同是可变的，既可以主动地变，也可以被动地变。换言之，内群体偏袒效应永远在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先天的认知模式，我们注定都有着帮亲不帮理的心理倾向，这是可以克制，但不可消弭的。然而，究竟哪个群体才是你的“内群体”，或者说你究竟属于哪个圈子，这就没有一定之规了。

万维钢同志在资本主义世界待得太久，马克思主义情操显然淡化了，所以才会沮丧于“中国文化有可能并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马克思主义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这就够了。万维钢同志，请！你！反！省！

是的，对东西方文化的划分，只不过是太纠结于“内群体”的结果。如果把“群体的界分标准”换成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或者其他什么分类法，那么东方和西方的边界也就自然消失了。^_^

## 5.熊的手机是iphone7

说回国学，我认真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

国学和手机有什么关系呢？别急，请容我慢慢道来。

我用的手机是iphone7，是的，有点丢脸。某个朋友发现了这桩奇事，特地问我：“赶时髦？这不像你！到底怎么了？”

我想当天他一定到处寻找反常现象，看看冬眠的蛇有没有出来活动之类的，然后收拾好行李，准备举家远遁。我当然不赶时髦，只是有不得已的缘故。因为我在偶然中发现，在苹果商店里可以订阅一些国外期刊，于是我订了《科学美国人》，还有BBC的《音乐》，诸如此类，甚至还订了《科学》，虽然多数论文我看不懂。大家不必效仿，因为订阅和下载的过程实在太折磨人了。

这一方面说明，对于文化的孰优孰劣，何必要有执念呢？就像我们吃饭，完全可以自自然然地选择西餐、越南菜、日本料理，品尝世界各地的美味。以我个人而言，音乐爱听西方的，尤其是古典声乐。我还会弹古典吉他，如果我的专栏需要背景音乐的话，我可以自己弹上一段。但我非常不喜欢民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绘画，我也更喜欢西方的油画，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作品。建筑，我喜欢意大利花园胜过苏州园林。古典戏剧，我喜欢莎士比亚胜过汤显祖。吃遍天下美食，何必执着彼此？

那么我们来看看万老师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问题里的“国学”替换成“牛排”、“日本料理”、“巴西柔道”，问题也就自然消解了。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不曾这样简单消解，是因为很多人有太强的推广国学、以国学对抗西学的执念。我们不妨想想看，牛排就从来没有这样强势过。中国有人发现牛排好吃，把西餐厅慢慢开起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家想吃中餐的时候去中餐厅，想吃西餐的时候去西餐厅，心里不会有那么多道德和情感的纠结。

如果请古人来发言，他们一般会说“真理只有一个”。但也不乏例外，比如《黄帝内经》会说：“我难道不就是一个地方性的风俗学问吗？”没错，《黄帝内经》发现中国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这个观察本身并不错，现在我们的初中地理课本也这么讲，但在《黄帝内经》看来，地势的西高东低也就给天地分出了阴阳：地势以西北为高，所以西北方向的天就不足，是为阴，对应在人的身上，人的右耳不如左耳灵，右眼不如左眼明；地势以东南为低，所以东南为阳，对应在人的身上，人的左侧的手足就不如右侧的强。

为什么会这样呢？《黄帝内经》的解释是：“东方为阳，所谓阳，精就往上走，结果就是上明而下虚，而人的耳目在上，手足在下，所以耳目灵光而手足不便；西方属阴，所谓阴，精会向下聚，结果就是下盛而上虚，所以人的耳目不便而手足好使。如果这两种人都受到了邪气的侵犯，表现在身体的上部就会右边比左边严重，表现在身体的下部则相反。”

这套医术似乎真的不适合其他国家，除非那里也是西高东低的地形。

如果请外国人来发言，他们其实也会发现“国学”的普世性，比如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这本书里讲到：

看嘛，连“阴阳”这种观念都不那么独特。

至于我自己的态度，可能是因为天性凉薄、又总有一种局外人之感的缘故吧，所以并没有万老师的这些纠结。我对传统经典虽然有着浓厚的趣味，但我毕竟是个现代人，同样渴望现代社会中的新知，并且以新知回望古典。人类的知识总是进步的，尽管进步总是曲折的。我喜爱传统的经典，正如考古学家喜爱东挖西掘，为一点点发现而激动万分。但是，考古学家的家里，一定用的是新版的智能马桶，而不是古代的粪坑和策筹；他可以复原出古代的孔明灯，但现实生活中的沟通还是要靠手机和互联网。同样的，翻出二十年前的“大哥大”，循着技术和社会的脉络，一步步看清今天的手机从何而来，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即便“大哥大”还可以正常使用，我们也会舍“大哥大”而取智能手机者也。

刻意发掘“大哥大”在今天的实用意义——无论是发掘它的“高级功能”还是“低级功能”，实在很无必要，至少会是一桩事倍功半的事。那么，对于万老师的第二个问题：   

我其实可以偷个懒，不回答了。即便在西方世界，也不会有什么人很执念地要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

于是有一个值得反问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有用”呢？对“有用”的执念，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国学思维。我写过一本解读《人间词话》的书，介绍过王国维如何在追求“有用”的国学氛围里反其道而行的学术路径。容我大段摘引一下：

## 6.“无用”与“无用之用”

## 7.极端之见

再来看看万老师的第三个问题：     

万老师的心里肯定已经有了答案，我对万老师不曾说出的答案深表赞同，非但赞同，而且我的看法还要更极端一些。

这个极端之处就是：国学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呢？

假如我们生在西方，我们当然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哲人，他们的著作是奠定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石。我们当然会去研究他们的学术，但我们真的会想“发展”他们的学术吗？今天的医学院还会教学生背诵希波克拉底誓言，但谁会想要“发展”希波克拉底的医术呢？

探究我们身上的文化基因，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何以如此，我们向何处去。我们像农夫一样生活，有的人只盯着麦穗，有的人却还想了解土壤。

## 8.我爸爸比你爸爸强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国学的“仰望”未尝不可，这就像一个人既然有信仰上的自由，为什么就不可以信仰国学呢？

给心理找依托，找靠山，这是人的天性。或者可以这样来说，宗教性就是人的天性。哪怕胡乱相信一点什么，心里也会踏实很多。这番道理，万老师专栏第006期《表现出热情，别人才会相信你是真干》其实已经讲到了，只要稍稍引申一下，就可以解释国人对国学的“仰望”之情。

万老师在问题里说：“如果有什么学问非得跪着学，我看那不是学问，那是宗教。中国过去这几十年，因为国学出了大名的，有一些人很不争气。有的寻章摘句，有的心灵鸡汤，有的装神弄鬼。”这话说得掷地有声啊。万老师觉得国学不该是宗教却变成了宗教，所以值得批判。容我借用拜伦赞颂吉本的诗句来赞颂万老师：“他精炼武器，笑里藏刀，用肃穆的冷笑笑倒了肃穆的宗教。”但是，这是精英思维。像万老师这样怀有精英思维的人有多少呢？截止到此时此刻，我竟然只发现了87698人！^_^

对的，这是《精英日课》的订阅量。尽管这是一个令人眼红的数字，但比起全中国的人口基数来说，简直九牛一毛。^_^

这虽然是玩笑话，涵义却并不那么玩笑。

在《精英日课》的发刊词里，万老师区分出“精英”和“普通人”的许多特质，其中有这样一组对比：“精英注重个人选择和自由，而普通人认为别人应该和自己一样。”我愿意把话说得更直接一点：“精英注重个人选择和自由，而普通人喜欢很有限的个人选择和很有限的自由。”

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我们基因里烙印着的奴性。做奴隶真的那么可厌吗？其实并不是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奴隶，他们往往乐在其中。至少奴隶制是治疗选择障碍的灵丹妙药，今天的很多年轻人一定都有同感吧？女生出门前挑选一身合适的衣服——这样搭配，那样搭配，这个和那个不搭，那个和这个不搭，这双鞋子昨天穿过了，不能连续两天重样，等等等等。如果她卖身为奴，只能穿主人规定她穿的衣服，所有的纠结就都没有了。^_^

更重要的是，奴隶可以有个主子做靠山，这是很愉快的心理体验。如果我们觉得与人为奴有伤尊严，做神的奴仆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嘛。

即便当神的光环陨落，拥有了自由的人们却往往逃避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是一种“不安全”的状态，而弱小的人类在天性上就是需要“集体”的。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里有过这样的概括：“……极权主义运动吸引着渴望逃避自由的人们。现代人获得了自由，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渴望逃避自由。现代人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却没有能够自由地在理性与爱的基础之上营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于是，他便想以顺从领袖、民族或国家的方式，以寻求新的安全感。”

越是“普通人”，越是需要神，需要靠山，需要领袖，需要偶像，这四者异名而同实。作为群居动物，奴性显然是一种生存优势，让我们能在不明所以的时候就自动自发地围拢在强者身边，而那些特立独行的“精英”——如果曾经有过的话——很容易被严苛的生存环境淘汰。万老师强调的精英思维，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才会闪光的东西，需要以脆弱的理性抗拒强悍的本能，这很辛苦，能坚持下来的人注定不会很多。

普通人身上不但奴性更强，还会更加在意自己的社群标签。社群就是神，就是靠山，就是领袖，就是偶像，就是给他们提供精神力量的源泉。一个人举着社群标签拼杀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上，就像球员带着亲友团到世界各地打比赛一样，无论身在何方都能获得一点“主场优势”。那么，在缺乏西方式宗教传统的中国，许多人以国学为宗教，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我们在学术系统里看国学，当然会对它的宗教化感到荒唐，但是，正如我自己专栏的发刊词标题“跨界读经典”所说的那样，让我们跨个界，把国学的宗教化当做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它，就会对荒唐感到释然，并且多了几分别样的感受。

人的宗教性是永恒且普世的，有神就会拜神，无神就会造神，当然还需要自己的神比别人的神厉害才行。所以道教编出《老子化胡经》，说佛陀不过是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化身而成的，佛教说孔子是儒童菩萨，儒家说道教是虚妄，佛教是夷狄。这种心态可以一言以蔽之：“我爸爸比你爸爸强！”小孩子的话里最能体现出人性的本真。

国学很有“厉害爸爸”的潜质，所以很容易被披上宗教的外衣。这些潜质，我就不想一一列举了，这里只谈其中的一点，那就是古汉语的模糊性。

我为自己的专栏已经储备好很多期的内容，其中讲《大学》的那一期里，有一节的小标题是“语言限定了思辨的边界”，我就顶着“剧透”的骂名，摘引两段出来好了：

## 9.语言限定了思辨的边界

## 10.从吓人的书名看逻辑传统

还有一段讲欧洲中世纪大学课程的内容，也不妨剧透出来作为对照：

话说回来，古汉语的模糊性很容易使现代人在似懂非懂间萌生敬畏，又有太大的解读空间。有了这两点，宗教性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 11.要不要把希波克拉底和扁鹊的医术发扬光大？

万老师讲：     

其实我倒觉得，国学可以是吐火罗文，可以是《弟子规》，可以是谈资和才艺，这都无妨。这就像跆拳道原本是格斗技术，但时代变了，它不妨变身为体育运动或礼仪训练。至于国学能否成为万老师所推崇的“治国者”的学问，我倒觉得没必要做这种事倍功半的事情，这就像我们守着三甲医院，没必要发扬希波克拉底和扁鹊的医术来治病一样。

但是，深入了解“希波克拉底”和“扁鹊”的学问，可以使我们对许多貌似古怪、荒唐的历史和社会问题明白一点“为什么”，从此不再“莫名惊诧”了。

万老师说：“国学对应的应该是西方的“自由技艺（liberal arts）”，是能让人做事更有分寸，解决问题更有办法，获得真正自由的学问。”这种对应，恰好我在“熊逸书院”第八周的文稿里仔细写到过，只不过我对“自由技艺”使用的译名是“文科七艺”。这两种学问，在它们各自发展起来之后，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景观：从出发点到教育结构，竟然处处都是反的。“文科七艺”发展为技能教育，恰恰属于“君子不器”的那个“器”。而国学“君子不器”的精神貌似居高临下，但国学教育早在古代就面临了一种很严峻的读者错位和社会背景错位的问题，所以才会越变越奇怪。这里我就不仔细讲了，请大家等到专栏第八周吧。

我的回复就到这里吧，还有一点小尾巴留到下次再说，不然真怕累到大家了。铺天盖地讲了这么多，貌似有一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气概，希望没让万老师见笑。最后，对万老师的鼓励和帮助再次致以诚挚的感谢！祝万老师仙福永享，寿与天齐！^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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