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正义谬误》3：知识分子的情绪价值 ![](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2310/11/202310111122391287682088.jpeg) 这一讲咱们继续看索维尔怎么批评知识分子。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老百姓认知水平有限只会跟着风走，没有完全责任能力。而政客都是比较理性的，干什么事儿能巩固权力他们就干什么，你跟他们讲道理没用。所以对于社会正义议题，真正发自内心想要去影响、而且的确有影响力的，主要是知识分子。 索维尔2010年出过一本书叫《知识分子与社会》（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对“什么是知识分子”，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义。并不是说“有知识”就叫知识分子。你这个医生的水平再高，你是个专业人士；科学家发再多学术论文，也是“科技工作者”。索维尔说的知识分子，是那些对大众的思想有影响力的人，特别是主要依赖交流技能生活的人，比如作家、记者和教授 [1]。 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了知识分子可以随便说话而不必对决策的结果负责。一方面，你可以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用以前北大王瑶先生的话说就是他们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但愿不白说」。 但另一方面，正因为不用负责，知识分子往往对社会变革持有更激进的态度，会提一些比较天真的建议。索维尔批评的就是这一点。 我要说的再厚黑一点，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谋生手段是给人们提供情绪价值。他们并不真的在乎犯错误。索维尔在《社会正义谬误》书中有两个特别酷、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记住、应该时不时就拿出来讲一遍的例子，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 一个是贫富差距问题。众所周知，过去这几十年间，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越拉越大。所有主流媒体都在批判这个现象，众多的学者和政客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 但是，这其实是个伪问题。 测量贫富差距的标准方法是看基尼系数，更直观的办法则是考察少数富人拿走了全社会多少财富。比如说，以前美国收入排名前10%的人拿走了全社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现在则是拿走了超过一半，那么显然，富人更富了，贫富差距扩大了。具体数值每年都变化，但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写《21世纪资本论》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都是这么算的。 可是索维尔说，这么算是错误的。 社会总收入在每一年的分配，是个「截面」数据。它只能告诉你每个人在*这一年*得到多少收入，但是不能考察每个人在*一生之中*的收入情况。如果你只是刚毕业的那几年收入很低，四十多岁的时候收入就比较高了，临退休之前更是进入了前10%的高收入人群，你不会认为社会很不公平。 考察每个人一生的数据比较难，但是这样的研究也早就有人做了。研究表明，半数以上的美国成年人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都曾经进入过前10%那个组 —— 通常是退休前那个阶段。 另有研究发现那些1975年位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人群，绝大部分人（95%）后来都脱离了这个最低组 —— 其中有29%的人，更是在1991年进入了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那个组。 还有一项研究发现，1996年位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这一组的人们，到2005年他们的收入增长了91%；而当初位于收入最高的1%那个组的人们，十年间的收入反而*下降*了26%。 所以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是年轻人收入都低，但是你的起点越低，增长潜力就越大；随着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大多数人都有机会在后来的阶段进入中等和高收入人群；而收入最高的那1%则主要靠运气，他们的运气不会一直都那么好。 所以美国所谓的贫富差距远远不是把人分成了“穷人”、“富人”两个互相隔离的阶层，而是大多数人都拿过低收入也拿过高收入。 没错，截面数据证明高收入者现在赚钱越来越容易了 —— 这可能是因为科技进步让知识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绝对的贫富差距拉大了 —— 因为你也可以进入高收入圈层。别的国家未必是这个情况，但数据表明美国是这样的：这可能是因为美国是个发达国家，能提供大量的高收入岗位。 索维尔不是唯一一个指出这个认知错误的，以前我们专栏讲过塔勒布的《非对称风险》[3]，也专门说过这个问题。这不是什么未解之谜。 ✵ 另一个例子是著名的「大停滞」说法，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已经停止增长了。因为很多学者都这么说，包括泰勒·科文还专门写书讲过这个问题 [3]，所以我也曾经认为真是这样。 但是索维尔这里说，收入增长停滞也是个错误的判断。是，美国*家庭*收入增长的确停滞了，比如1969到1996年间家庭收入只增长了6% —— 但是你要考虑到，美国家庭变小了。每个家庭的平均人数在下降。如果你考察美国*人均*收入，那么结论是在同一时期，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51%。 跟自己比，美国穷人不是绝对的穷人。前面我们说了，1975年位于最低五分之一收入组的人到1991年有95%都跃迁到了别的组。 跟外国比，美国穷人绝对不是穷人。2001年，四分之三的美国官方定义的“贫困人口”拥有空调，97%拥有彩色电视，73%拥有微波炉，98%拥有录像机或者DVD播放机……按一般国家标准这不叫穷人。 所以现实是美国社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并没有*那么*不公平。其实美国穷人真正的问题不是经济上的，而是社会上的。比如单亲家庭生活不稳定、住在暴力猖獗的街区、毒品和药物泛滥、学校不能提供很好的教育等等，这都很不公平，但是主要不是收入问题。政府有不少福利不说，任何人只要愿意老老实实上班工作，养家糊口完全能做到。 所以现实是美国社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并没有*那么*不公平。 ✵ 那知识分子为啥连这些基本事实都不顾，非得把社会描述成那么不堪呢？也许是因为只有不公正才能提供情绪价值。 如果你只提供情绪价值，你的意见不值得严肃对待。 而且也不应该严肃对待，否则就会出危险。 索维尔刀下不斩无名之鬼，前面我们说了他对卢梭理论的反转，这里咱们再看索维尔如何批评另一位大人物：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 ![](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3101116/1822154313934387824/101116.png) 你但凡要想谈论社会正义，就必须得读罗尔斯1971年出的那本《正义论》。罗尔斯发明了一种关于“怎样才算公平”的最佳定义。 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社会之中，因为总有不同的人群，总有一定的阶层分化，有穷人有富人，大家各有各的诉求，你很难说到底怎么才算公平。穷人可能说政府应该对富人多收税，完了给我们发福利；富人可能说社会应该鼓励工作和创造，福利会降低效率。因为每个人都是主观的，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 —— 也就是所谓“屁股决定脑袋” —— 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 罗尔斯的天才创造是一个思想实验，叫做「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一个客观的公正社会呢？假设大家共同设计一个虚拟游戏，我们先给这个游戏设定规则 —— 比如穷人应该拿多少福利，富人应该交多少税，然后再分配每个人在游戏中扮演什么角色。将来分配角色是随机的，现在大家都躲在一个无知之幕背后，你不知道你会是穷人还是富人，是官员还是自由职业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该怎么设计游戏的规则呢？ 你当然会让游戏尽可能公平。因为你不知道你到时候“投胎”成穷人还是富人，所以你会确保所有人的日子都差不多好。 罗尔斯论证，只有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制定的社会规则，才可能是真正公平的。我真是非常佩服罗尔斯这个设定，这是康德式的道德推理，这是理性推导出来的社会正义，的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客观。 罗尔斯据此推演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社会应该这么「安排（arrange）」。 索维尔对此提出了严重的批评。 ✵ 索维尔说，谁来安排？真实社会不是游戏，没有外部程序员能随意输入设定 —— 要说安排，只可能是政府来安排。而这就意味着为了达成罗尔斯想要的社会正义，人民必须把更多的权力交给政府。 政府权力扩大在任何时候都是危险的，因为政府一定会乱作为，个人自由一定会受到破坏。指望“看得见的手”干预，说这帮人可以把社会变好，这是进步主义者一贯的思维方式。经济学家对这种倾向一贯都是非常警觉的。 亚当·斯密早就把这种自己有个宏大计划、想要对社会进行系统性改造的人称为「系统人（man of system）」，认为这样的人容易犯两个错误 [4]。 一个是你的那个设想可能是错的。真实世界是复杂的，你的理论模型是简化的。你无法保证你设计出来的那套规则真的好。 系统人的另一个错误是把社会上其他人都当成了可以随意摆弄的棋子。你让人干啥，别人就干啥吗？你制定一套规则别人就非得遵守吗？如果人家发挥主观能动性，看你规则不好就不跟你玩了，你怎么办呢？ 索维尔发挥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他认为罗尔斯这样的学者研究的都是「可欲性（desirability）」，也就是“什么样的社会局面是我们想要的” —— 而不是「可行性（feasibility）」，也就是那样的社会局面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 知识分子不必为自己的话负责，可以随便说社会“应该”如何如何 —— 罗尔斯的《正义论》只不过是一份愿望清单。可是经济学家必须研究你那个愿望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而经济学家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教训了。 如果你从想象的道德推理中跳出来看一眼真实世界，你会发现那些打着社会正义旗号进行的社会改造手段，几乎全都导致了相反的结果。 经济史上有太多案例，都是知识分子鼓动民粹情感，政客坐收权力渔利，老百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咱们下一讲再说。 ![](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3101116/1822154410571170664/101116.jpeg) 注释 [1] 题外话：我们中文世界一般把这样的人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但这个称号十多年前就已经被污名化了，简称「公知」。 [2] 《利益攸关》4：满怀知识的小市民 [3] 《自满阶级》2：美国失去创造力了吗？ [4] 那时候和这时候的亚当·斯密 （下） ## 划重点 知识分子可以随便说话而不必对决策的结果负责。正因为不用负责，知识分子往往对社会变革持有更激进的态度，会提一些比较天真的建议。知识分子的谋生手段是给人们提供情绪价值。如果你只提供情绪价值，你的意见不值得严肃对待。